【肖河】美国进入大选年，对外政策影响国际局势

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混合路线”面临考验。

一、拜登政府折中道路

自2016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任何一个准备参与对外政策讨论的美国人都需要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表明立场，即到底是支持全球主义的外交路线还是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

前者的基本假设是“美国不可能独自实现和平与繁荣”，只有坚决维护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才能保护好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独自行事的美国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在冷战后巩固的国际体系已经总体“资不抵债”，不应再不惜成本地持续维护。

选择哪种路线，也就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上选择了具体立场。

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选择了一条“混合路线”，即在政治维度上认可全球主义的基本假设，认为必须维护对同盟体系和国际机构的领导，否则就无法获得“实力地位”；在经济维度上却对全球化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提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转而推行包括冻结所有自贸谈判、维持加征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实施产业政策、减少与战略对手经济联系在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政治上的全球主义并驾齐驱，那么“新华盛顿共识”则是没有全球化支撑的全球主义。

过去三年，这条“混合路线”至少没有让拜登政府明显失分。对外，拜登政府对联盟和国际机制的重视使美国得以修复与主要盟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对内，拜登政府抛弃了全球化，留住了摇摆州的劳工阶层选票，也留住了2024年成功连任的希望。简言之，这是一条兼顾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拜登政府国内政治生命的折中道路。

二、未来两种调整方向

对于上述道路，美国国内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自然都“不尽满意”。

在全球主义的支持者看来，拜登政府在2024年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具雄心，更多在经济层面加入回归全球化的要素。这就包括在对华政策上彻底否定“脱钩”，要在维持国际经济体系完整、保证美国绝对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在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维持和扩大对华相对优势。上述“既要又要”的呼声反映了美国建制派战略自信的恢复，必然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看来，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中国“威胁”不够重视，二是为应对其他“次要”威胁投入太多。所谓不够重视，是指没有竭尽所能遏制中国，特别是拒绝与中国全面“脱钩”。所谓投入太多，是指给乌克兰太多援助，分散了本就有限的经济军事资源。这两项批评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美国应当加速拥抱经济民族主义。

对“混合路线”的上述两种调整方案显然会把美国的对外政策导向不同方向，进而直接影响本就动荡脆弱的国际体系。

如果美国经济在2024年维持住现有的发展势头，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全球热点地区没有发生新的危机性事件，那么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朝着追求“既要也要”的方向调整，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走向阵营化的风险将得到缓解。

反之，如果拜登政府在内外两方面遭遇更多挑战，那么很可能在大选压力下更多迎合民族主义路线的支持者，在对外政策上采取更多不负责任的极端做法，整个世界也将因此更趋分裂。

（文章发表于“深海区”微信公众号2023年12月30日，原题为《展望：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对外政策影响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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